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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宦官制度的发展看明朝权力结构的变迁

作者:网络整理 2019-05-05

中国的宦官制度,至少可以追溯到两千多年前,《周礼》中就有记载:“寺人掌王宫之内人及女宫之戒命”,这里的“寺人”就是指宦官,宦官的称谓也十分众多,除了寺人、还有阉人、阉官、宦者、中官、中渭、内官、内侍、太监、内监、内挡等等,自秦汉建立大一统封建帝国后,宦官逐步成为中国上层社会政治体系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,对王朝的兴衰交替起到了巨大作用,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的历史进程。

明代是中国宦官为祸最厉害的朝代之一,《二十四史.劄记》就评价道“ 东汉及唐明三代, 宦官之祸最烈”。但不同于东汉唐朝两代,明朝的宦官祸乱呈现出新的特点。

从宦官制度的发展看明朝权力结构的变迁


朱元璋起于草莽,虽然读书不多,但对权力的掌控却前无古人,如果说宋朝是集一切军政大权于中央政府,以减少武人篡位的危险,明朝就是集一切军政大权于皇帝一人,胡惟庸案以后,朱元璋废掉了沿袭千年的丞相制度,抬高六部,集君权相权与一身,真正做到了“朕即国家”。不仅如此,朱元璋还吸取前朝教训,严禁后宫及宦官干政,洪武十七年朱元璋与宫中树立“ 内臣不得干预政事, 预者斩”的铁牌子,以法律的形式将宦官隔绝在权力核心以外。

作为开国皇帝,朱元璋即便是废除了丞相,隔绝了宦官,依然可以凭借强烈的个人主义欲望,超强的工作能力,支撑着庞大的帝国前行。但这种扁平型的管理方式却带有强烈的个人英雄主义色彩,一旦脱离强有力的领导者,其执行力就大打折扣。

建文帝继位后,延续了朱元璋对待宦官的做法,《明史·宦官列传》记载:“ 建文帝嗣位, 御内臣益严, 诏出外稍不法, 许有司械闻。”但建文帝缺乏朱元璋的威望与霸道,又没有驾驭内臣的政治手腕,其墨守成规的做法遭到了宦官阶层的强烈抵制,“靖难”中,宦官与燕王朱棣暗通曲款,将朝廷决策源源不断输送给叛军,对朱棣继位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。也因此,永乐年间,宦官地位大大提升,郑和、侯显、马骐等宦官开始崭露头角,在此以后,朱棣设立东厂,由亲信太监主持,这可以看做是朱棣对宦官帮助其登位的一种报答,也可以看做是上层权力中枢的一种调整。“ 明世宦官出使、 专征、监军、 分镇、刺臣民隐事诸大权, 皆由永乐间始。”

从宦官制度的发展看明朝权力结构的变迁

宣宗朱瞻基继位后,出于对叔父朱高煦的忌惮,对宦官的使用进一步强化,还打破了明朝初年订立的不许宦官识字的禁令,在内廷设立内书堂,选用较为聪慧的太监读书识字,以协助皇帝处理政务,自此以后,宦官读书“ 趣为定制,用是多通文墨, 晓古今, 逞其智巧, 逢君奸。”宦官的权力进一步扩大。

宦官制度在后朱元璋时代的死灰复燃有一定的偶然性,但更多的是制度本身的必然,中国的封建社会上层等级森严,处于塔尖的皇帝为了维护他的地位,希望以一人之力掌控一切,但个人精力和能力的限制,又迫使他不得不选择一套心腹班底来协助处理政务,朱元璋个人能力超强,不需要借助外力,加之他为人多疑,不愿意借助大臣的力量来管理朝政,废除丞相和中书省,并分封二十四个儿子充分说明了这点,但如此一来,皇帝的体力和精力就受到巨大的考验,在初代统治者去世后,后代们无论是个人能力还是环境因素,都造成他们无法与创业者相比肩,纵然碍于祖训,不敢明目张胆的变更制度,却也会从各种渠道寻求变通,随着而来的就是权力的再分配。

与历史上曾经出现的外戚、后宫专政相比,宦官专权虽然历史悠久,臭名昭着,但其欺骗性更强。宦官们一般出生贫苦,从小净身入宫,没有社会根基,人际关系简单,明朝的宦官,许多从皇子幼年就陪伴左右,例如明晚期的大太监冯宝,就是万历皇帝的“大伴”,不仅常年随侍皇帝左右,还与皇帝建立了深厚的友情,这种长期培养的默契,让皇帝对宦官的信任程度空前高涨。

从宦官制度的发展看明朝权力结构的变迁

站在皇帝的角度,宦官由于特殊的生理结构,不会有太多的权力野心,且他们完全听命于皇帝,即便有些宦官做出出格的事情,也被认为是人之常情,与大臣专权是两回事。英宗年间,曹吉祥豢养死士,培植私人武装,企图发动政变,被看做是明代一朝最严重的“宦官作乱”事件,但这些做法并没有引起明朝皇帝的警惕,在他们看来,太监永远是属于皇权的私人武装,纵然有些失控,不过是内部权力斗争的结果,稍加手段,就能平息。这种下意识的放纵,让明朝中后期宦官势力大幅提升,许多宦官开始窃夺权力,进而影响朝政。

《明史·宦官列传》中记载这样一个故事,嘉靖年间一个太监与人炫耀:昔日张穗入朝,我们要打恭,后来夏言入朝,我们平眼看他就可以了,现在严嵩入朝,见到我们要拱手。从官员对宦官的态度,可以看出明朝中后期开始,宦官的权力地位猛涨,“ 虽首辅亦仰其鼻息”。

而一些野史也对此有生动记载,例如:永乐年间, 皇帝差内侍到五府六部, 内侍“ 离府部官一丈作揖,途遇公侯驸马, 皆下马旁立” , 十分谦卑恭顺;到了明中期, 阉宦势焰逼人, “呼唤府部官如属吏, 公侯驸马遇内官, 反回避之, 且称翁父。”

从宦官制度的发展看明朝权力结构的变迁

宦官在权力中枢中地位的提升,表面上看是宦官这个群体在权力生态中的变异,但本质依然是皇权扩大的连带效应。士绅奸臣选择臣服于宦官,怕的不是宦官手中的权力,而是他们长期随侍皇帝左右,其潜移默化的影响力远远大过臣子们的奏章。明中后期开始,昏君辈出,更有嘉靖万历这种几十年不上朝的皇帝,其信息传导完全依赖宦官,没有宦官的首肯,再好的条陈建议也是废纸一张。

明朝皇帝对宦官的崇信,部分出于政事分工,还有一部分,则是出于私利。

作为地主阶层的代表人物,皇帝富有四海,但明代一朝,皇帝小农思想十分严重,不但从国库中大量拨款满足私用,还占用了民间大量的田地,形成隶属于皇帝敌人的庄园--皇庄。据《明史》记载,明末皇庄多至三百余处, 占地三万七千五百顷,如果再加上藩王勋贵,数量更是高的吓人,“ 弘治十五年天下土田止四百二十二万八千五十八顷, 官田视民田得七分之一。 ”与民争利,被发展到了极致。

皇帝的土地,自然要交给自己人打理,于是宦官们在协助处理政务的同时,又多了一份差事:皇帝的财务管家。权力越大,问题也越多,许多宦官趁机霸占田地,中饱私囊,以请乞的方式大行其道。所谓“请乞”就是宦官们把农民开垦出来的土地以“荒地”的名义请求皇帝赐予自己,皇帝高居庙堂,哪里知道这其中的机巧,加之宦官们平日里为他们搜刮财富,多少要给些赏赐,于是大笔一挥, 大量的土地就从农民手中被掠夺出去,例如大太监刘瑾手下的太监谷大用,一个人就抢占了万顷良田,而前文提及的那位曹吉祥,更是变本加厉,连军田都不放过。

从宦官制度的发展看明朝权力结构的变迁

正德年开始,各地开始大量开设皇店,名为提供百姓供给,实则是将商业利润据为己有,当然,其经营者依然是皇帝的忠实拥趸-宦官。到万历年间,矿产、税收等都被宦官把持,这些宦官们巧取豪夺,鱼肉百姓,自身却大发横财,大太监王振死后被抄家,发现有金库六十多座,玉盘一百多,六七尺高的珊瑚更是比比皆是,比之东晋的石崇王恺不逞多让,而刘瑾被抄家后,仅是黄金就超过两百五十万两,超过明朝一年的财政收入,明孝宗朱佑樘算是一代贤君,即使如此,他的宠臣大太监李广,也是家财万贯,“黄百米各千石”。

宦官的贪腐也引发了不少抗争,例如万历二十八年反对税监兼矿监陈奉的 “ 武昌民变”;万历二十七年临清百姓反对税监马堂的斗争 , 万历二十九年苏州人民反抗税监孙隆的斗争皆是因此而起,但这些小规模的暴动多为皇帝选择性忽略,一来是他们离不开太监的协助,纵然有些错误也在容忍范围以内;二来这些抗争规模较小,无法引起他们的警示;三来他们把这些反抗看做是底层对皇权的挑战,不愿意妥协姑息。

从宦官制度的发展看明朝权力结构的变迁

与宦官阶层相对应的百官们,本是制衡权力的重要一级,但随着皇权的扩大,大臣们不约而同的选择同流合污,即便有些改良,也要依附皇权才能达到目的,例如大奸臣严嵩,能够秉政多年不倒,除了嘉靖皇帝的宠幸,与宦官的助力也是分不开的,《明史》言他“ 结诸奄人, 微伺大内动静, 密白之, 朝夕数十至。嵩随其巨细裹金钱劳之, 诸奄人听嵩, 由是上之寝食息, 皆得预闻而为之地矣。”而张居正的改革,也是再得到大太监冯宝的支持后才得以顺利推行,那些不愿与屈从与宦官势力的大臣们,不是被处死,就是被贬官,长此以往,双方开始结成默契的利益集团,内臣外臣之间的分工和制衡机制形同虚设,大家集体随波逐流。

大臣们的做法可以看做是皇权扩张对士大夫阶层长期驯化的产物,圣贤之书所宣扬的理想主义被现实社会的权谋完全打败,纵然有立心立命的伟大抱负,也要与实用主义相结合才能发挥作用,长此以往,士大夫阶层的地位和作用大大下降,进而退化为皇权的一部分。

从宦官制度的发展看明朝权力结构的变迁

崇祯上台后,快速扳倒魏忠贤,任用士大夫阶层,希望可以重振朝纲,在走马灯似地更换阁僚、首辅和领兵统帅后,猛然发现,完全无法取得预期效果,只能回到重用内侍的老路上来,《明史纪事》生动的记载了崇祯的心路历程:“ 朕御极之初, 撤还内镇, 举天下事悉以委之大小臣工, 比者多营私, 罔恤民艰, 廉谨者又迂疏无通谕。。。朕不得巳, 用成祖监理之例, 分遣各镇监视。”这段话说明了两件事情,一件是明朝晚期吏治已经完全腐败,纵然有雷霆手段,依然无法改变现状,打倒了宦官,也无法挽救士大夫阶级的堕落;二来是崇祯皇帝已经到了即便乱投医的地步,与其坐以待毙,不如铤而走险,即使是饮鸩止渴,也要一试。

日慕点评:

宦官制度在明朝可谓发展到了巅峰,不仅垄断了上层权力,还对国计民生造成了巨大影响,但这一切追本溯源,依然是皇权制度的衍生品,高高在上的皇帝希望在个人私欲与掌控权力之间找到平衡,只能信赖宦官这一特殊群体,而随着宦官职责和权力的扩大,不可避免的造成许多社会问题,明代中期以前,言官制度和皇帝的个人能力,部分屏蔽了宦官专权的阴暗面,随着明后期皇帝个人素质的下降,宦官制度开始大行其道,发展到后来,整个社会陷入了随波逐流的路径依赖不能自拔,明朝的灭亡不再是某一个问题的体现,而是一种制度的失败,虽然这种制度在明朝早期曾经体现出一定的生命力,但其弊端却在后续的发展过程中逐步体现,最终造成了积重难返的局面。

参考文献:《二十四史劄记》,《明史》

本文作者:日慕乡关(今日头条)

原文链接:http://www.toutiao.com/a6687409554210161165/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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